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最早的中国

作者: 仪器仪表  发布:2019-11-26

首先吐槽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因为这个工程本身就预设了夏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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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 发布时间:2009-07-0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许宏博客点击率:

而日本东亚考古学教授宫本一夫是这样评价的:

在1986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相当于序言的《考古学》一文中,夏鼐、王仲殊先生讲到:“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 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 在今日,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与范围都远比这段话发表时要丰富得多,特别是大量自然科学手段被引入,看一下近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即可知。但考古学的终极研究目标仍应是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点不应改变。所以两位先生指出的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属广义的历史学即历史科学的组成这个定位没有问题。考古学中的历史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的另一个分支——文献史学,即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 (或可称狭义的历史学) ,二者的“各自独立”只是研究对象、手段之差异,终极目标则无异。因此,将二者比作历史科学的两轮也是恰当的。

<最早的中国15>为什么早期中国的纪年不确切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是在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以后,为加强民族意识,把古代中国定位为先进文明而进行的。就像汉代至唐代,都曾把炎帝、伏羲、女娲从传说中发掘出来,作为史实来进行考证一样,其目的在于确定本民族的祖先,肯定其先进性和文明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为的是对中国文明作为领先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的事实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中国的大国意识,也鲜明地反映在当前的这种历史观之中。

但是,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这样的“两轮”要和谐运转却并非易事。一方面,无论是狭义的历史学 (以下言“历史学”皆指狭义历史学) ,还是历史考古学,如需找到结合点,自身都要有一个科学提炼的过程。历史较悠久的文献 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地被改动,史学研究者需要对所依据作为史料的文献的可信性作审慎检视,对于先秦史学而言尤其如此;而考古学所提供的信息之可信度,不仅取决于发掘过程的严谨、发掘资料的丰富程度,也取决于研究者对所发掘资料认识的深浅与阐释的科学与否。这就是说,历史学与考古学要做到科学对接,其前提之一,即加强上述两学科自身研究的深度与规范性。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两个学科由于专业教育长期未能融合贯通,以致彼此间缺乏深刻了解,学科区隔在心理上被过分强调,也成为彼此深入交流的障碍。

与其他文明发祥地发现了丰富的早期出土文献相比,在中国,最早的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的出土文献——甲骨文,属于已高度发达了的商王朝晚期(约公元前1300~1050年),它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纪年材料。其后的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能够推定王年的也寥寥无几。根据《史记》的记载,确凿的中国历史纪年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推算了。

这一种确定本民族祖先和肯定合法性文明性的行为贯穿历史进程。

中国的历史学与考古学这种因同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而天然不可分离的本性,与二者间在学科对接上存在的上述障碍及隔阂,这种相互纠缠不清的状况,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这方面的例子,以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最为典型。

我们先看看西周王朝的始年,也就是着名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吧。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计,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推算,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那么再往前推算,商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商汤起兵灭掉夏桀,以及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夏王朝,都是在哪一年呢?各种文献说法不一。比如商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58年,有的说496年,也有说500多年、600多年的,最长的是629年。又如夏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31年或432年,有的说471年或472年。由于采用不同的说法,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计算累计误差,各种结果相差就超过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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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文化探索符合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的必然趋势

所以,以往中国历史年表上关于夏代的存在年代只能含糊地写着上限为公元前22世纪或公元前21世纪,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7世纪,后面时常再打上个“?”号以示慎重和留有余地。即使是今天看来,这也是合适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年表,将夏、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年代分别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和1046年,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说法而已。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有学者曾推断说,几年后,或许会把上述诸多说法统一为一种说法,或许会再增添一种或数种新说法。现在看来,“工程”是通过验证讨论、斟酌比较,在以前的众多说法中选出了一个专家们心目中的最优解,专家们自己也没有说这是唯一解。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似乎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首先先说明这段先商文明是存在的:

希望通过考古学去发现与证实夏文化,起源于历史学家。1931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所刊徐中舒先生之《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引《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所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认为夏后皋的居地必在殽的邻近。据杜预注,殽在渑池县西,而仰韶文化正始发现于渑池县的仰韶村,所以徐先生断言“仰韶必为夏代遗址无疑”, 为此又特意写了“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一节。虽然今日再看此文,会觉得徐先生将仰韶文化与夏人挂钩的断言误差甚大,但重要的是,这种推测的意义在于表达了当时历史学家希冀通过考古发现寻找夏代遗址的愿望。

<最早的中国16>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之所以用这个“先商文明”的称呼是因为:

与徐先生此说年代接近,1933年顾颉刚先生在为燕京大学授课所编《春秋战国史讲义》中,也曾认为仰韶文化的分布与“夏以河南为中心,它的势力范围及于山东、山西、河北”之地望相合,“然则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大批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吧?” 直到1964年后,他在《古史杂记》第3册中还专写了“夏王朝”一条,又提出:“它 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黑陶阶段,所以《礼记》上说‘夏后氏尚黑’”。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1.“夏”这个称呼是一个问题:

老一辈史学家之所以不断尝试将考古新发现资料与夏联系,既是出于对典籍中提到夏的存在的深信不疑,也是坚信考古学的发展能解决夏的疑问。他们虽不怀疑夏的存在,但又渴望在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夏存在的根据,这不仅含有内心对以往单纯由“故纸堆”而侈谈夏的那种传统史观的不满,更是在推崇与寄望于刚刚兴起的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主的考古学去澄清这一古史研究中的疑团。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如夏有形容词的含义,表示“光明、伟大”,而商、汉这些都没有,后人命名可能。

上举1931年徐中舒先生的文章所以会将当时发现不久的仰韶文化与夏联系, 其思想的这一飞跃实源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给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史学家产生的震撼。徐先生讲到,1929年11月他曾在北平看到李济带来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所获得的遗物,并由李济出示殷墟出土的一片彩陶,已联想到前于小屯若干年的仰韶文化与夏的关系。 应该说,殷墟发掘所揭示的商王朝的存在,不仅激发了中国史学家希望也能由考古发掘寻找夏的愿望,更使中国史学家感悟到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考古学对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历史学 (尤其是没有或缺少文字资料的上古史研究) 必须依靠现代考古学开辟新的途径。

丰富的文献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展最初的田野工作的问路石。

2.而这个“夏”文明是否达到王朝的的程度,又是一个问题。)

因此,中国考古学从最初发展时刻起,即与历史科学联在一起,中国文献史学携手考古学前行,是中国历史学发展之自然而又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条道路一旦开始,就未有休止。

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其契机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夏王朝的遗迹。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始于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其目的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甲骨文确认的商王朝的遗迹。

傅斯年在《诸子天人伦导源》中有以下论述:

二、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文献中所见夏史可信性辨析

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这里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这就给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殷墟发掘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这一预言在20年后果真应验了。

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为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殷商文化今日可据遗物遗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谓之原始,且不得谓之单纯,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可知也。即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自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二三百年所能达也。

上述老一辈史学家希望结合考古资料来研究古史,并根据当时初步开展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联系夏,虽是这种结合的萌芽状态,但已暴露出两个问题:其一,已获得的考古资料对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针对性;其二,记录古史的文献资料本身是否具有可信性。关于第二点,实际涉及考古学要不要与某一古史题目相联系的前提。具体到考古学与夏文化探索这个重要课题,其前提自然亦是,文献能否说明,中国历代史家与当代考古学家所相信必然存在的夏王朝是否确实存在过。

以商王朝都城殷墟为基点,循着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考古学家又继续探索商王朝前期乃至夏王朝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又与其一脉相承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冈文化。面积巨大的夯土城垣及青铜重器等重要遗存的出土,表明这是一处大型都邑,应属于商代前期的商王朝都城。至此,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上推至二里冈期。受到这一发现与研究进展的鼓舞,中国学者又制订了一项矢志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即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先给出一个现代的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学术界有共识的:

曾领导“古史辨派”学说,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给予严厉批判的顾颉刚先生,并不认为夏是虚妄的、不存在的。他在《春秋战国史讲义》中曾说:“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 顾先生不怀疑有夏,不怀疑有个夏代,但他不认为禹与夏有关,他对于战国以后史书中所讲到的夏王朝世系的人物,如启、太康、中康、相、杼是否存在过,则持否定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顾先生秉持东周与汉代人多有伪造历史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他所以对夏史研究下功夫,其实际目的是要说明战国以后是如何演变出夏史的。 顾先生所承认的与夏有关的文献记载,主要是东周人所讲夏代史事中涉及夏的都城与疆域的部分,他认为:“夏代疆域可能较广,但其政治中心始终未远离今河南一省。” 顾先生一方面并不认为有关在这块地域中活动的夏代人物与其活动的记述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所涉及的这些地名还是与夏有关的,这当然有一定矛盾。他大概认为,从这些传说中的地名所圈定的地域总还是与真实的夏事迹有关,故努力于用传说之地域来推断真古史之地域。

<最早的中国17>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冈村修典认为:在商朝以前的中原,曾经存在着名为夏王朝的政体,这应当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是该政体是否达到了历史性划分所要求的王朝或者说初级国家的阶段。(关于这点从文献中无法判断,只有通过考古学的手法才能加以验证)

顾先生质疑战国以后文献中提到的夏史人物及其事迹,但不否认夏的存在,应该主要缘于现存成文于西周的文献中即记述了“夏”, 而他亦从未批评过传世西周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述。早在1923年顾先生即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依其可靠程度分为三组, 将《尚书》中的十三篇归为第一组,这十三篇包括《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他认为这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这即是说,这十三篇中言及西周史事与话语的都应是西周时文献。但他分入第二组的十二篇,即认为有可能是后世伪作,或是史官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然而这第二组中的《无逸》、《君奭》、《顾命》等,只是有的在文字或受东周人影响, 而内容实际亦应较为可靠。顾先生自己也说,这归入第二组的书篇还没有确实的把握把它们与第一组分开。在上述成文于西周时的书篇中,以下诸篇都言及“夏”。

说来有趣,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出于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却恰恰属于后者,它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踏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发现的。

而考古上对于先商文化是当然存在,如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就被认为属于夏代文化的范畴,有出土石器,蚌器、骨器、木器等。

《召诰》:该篇记载召公在洛邑为成王修建宫室,请周公向成王转述其陈言,并诰庶殷之语。其中有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

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着名古史学家,国学功底深厚,又兼有留学法国的背景,学术视野开阔。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多次重印。进入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身为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以此为线索,1959年夏,他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寻找“夏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徐旭生先生在调查报告中感叹道:“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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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该篇记载周公向“殷遗多士”发布的诰令。其中讲到:“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这段话中,讲到殷先人有典册,继言“殷革夏命”,是说殷遗民们应亲知,其先人的典册中记载了商革夏命的史事, 讲此话的周公之类周人上层贵族肯定已有看到。

鉴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王朝的第一座都城“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于是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其后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

但是宫本一夫强调:即使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并不等于说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夏王朝的内容就得到了真实,更不能说,由此可以通过文献史料的内容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完备了王朝应有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这种立论不合道理。

《多方》:该篇记载周公以成王之命诰令殷遗民及其他原服属于商现已臣服周人的四方旧贵族。其文曰:“周公曰:王若曰……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劓割夏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

徐旭生凭传世文献“摸”到二里头,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

你会好奇——why?

在这些话语中,凡言及夏的,均是讲要接受夏人亡命、以致被商人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且这种以夏亡命为戒的话语不是只对商遗民所说,以证明周人克商之合理性,重要的是像上引《召诰》文句所显示的,当时在周人上层贵族间亦以夏之亡作为相互勉励的警言。从这些记载可知,商前有夏,在周初已是一种常识,周初贵族讲到的夏应该不是 杜撰而来的。如果说夏是编造出来的,是为了以殷革夏命来说明周克商命的合理性,那么作为谈话与诰命对象的周人贵族、殷遗民等,与发表讲话的召公或周公是同时代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接受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 特别是周人上层贵族,更无由以虚构的历史来互相欺骗。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可以无情地批判他们认为的东周以后人“伪造”的夏代历史,但多数并不怀疑夏的存在,正是基于对上述讲到夏的西周文献之真实性的考证。因此中国考古学以寻找夏的遗存为目标,绝非是在捕风捉影,而是有实在意义的、事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学术课题。

<最早的中国18>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

其实很简单,因为用作论据的文献史料是以战国以后历史观为背景记述的。这与根据商王朝等甲骨文及金文资料等同时代文字资料来实证这段历史的方法不一样。

当然,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的文献中虽确实讲到夏,讲到殷革夏命,但仍属于后世对前世的追述,而不是同时代的文字记录。这些西周人的诰命中也只是讲到,历史上有夏之先民,这个夏有类似于商一样的王朝,这个政权曾存立较长时间,最后被商汤伐灭,但并未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夏的情况。而相关较具体讲夏史的记述,确如顾先生所云,是见于战国以后成书的文献中。顾先生曾云:“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至于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战国以下的某种传说的演变,这依然是该做的工作,我们决不该放弃这时代的责任。”

自1959年秋季以来的50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以及其外围的围垣设施,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多座,其中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获取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

而这种质疑思想的来源呢?这就要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疑古风潮了:

顾先生说不应该用战国以后文献记载“来决定”商周之前的史实是对的,但不能“决定”,似不应该走向另一极端,即完全摒弃战国以后文献中的记载,或将这些记载皆归结为伪造或窜入,视为纯粹的神话。在顾先生等人笔下,由战国以前文献中未明言禹与夏的关系,即判定“直到墨子才把禹与夏正式发生了关系”,认为《左传》中有关少康灭有穷的记载是启灭有扈的传说衍化,少康中兴出自东汉人伪造,等等。其所以断然否定这些记载,上文已说明,应是缘于“古史辨派”学者在史观上很大程度沿袭晚清今文学者之看法,认为《左传》、《史记》中的记述多有史官作伪的成分。这些记述出现的时间,确实离夏的历史年代甚远,严格而言,亦应归入古史传说范畴。这样就有一个如何从史学研究角度,正确对待中国古史传说的史观问题。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也有人认为其主要遗存应属商王朝前期。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至今应是一个待解之谜。

鲁迅在小说《理水》有这么一段话: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徐旭生先生对“古史辨派”治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批评,其中提到,上述称战国以后的记述为伪造的看法,有武断地对待“反证”与“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的弊端。说战国以后人讲夏史是伪造,但又无十分确切的证据,这本身自然也陷入无据的假说范畴,在逻辑上,确属默证,虽可为一说,但无助于澄清问题。徐先生在对“古史辨派”的批评中,还提出他们“混淆神话与传说”, 这一批评也是对的。纯粹的神话不能作为史学研究的直接依据,但传说中隐含着史实的成分。这一点,王国维1923年所撰的《古史新证》中亦已指出。

<最早的中国19>文献记载的早期王朝史可信吗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以上所以要再次检讨这样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有关夏史的古史传说资料的老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微观上就此实际上并未完全形成共识,仍然牵扯到今天考古学的夏文化探索还要不要考虑古史传说中有价值的素材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宏观上则关乎中国的原史时代的研究与原史考古学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因而这也是正确处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如果完全摒弃战国以后记载中的夏史线索,不仅会减少考古学作夏文化探索时的参考线索,而且对于考古发掘资料的阐释亦会失去必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它的厚重、连贯和详尽历来是我们民族引为自豪的。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改篡,究竟能否一概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

其实这么一个学者是有原型的,鲁迅和这位学者有着挺深的瓜葛矛盾的,在厦门大学共事期间有过冲突,而这位学者呢,就是顾颉刚。

近些年来,有些主张考古学要保持“独立性”的学者,指出考古学不应被文献牵着走。对于要客观地认识考古发掘资料,不要套用文献记载牵强解释考古发掘资料这点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在作历史考古学或原史考古学研究时,参考有关文献记载,在确定调查与发掘地点、规划调查与发掘计划时仍是可以采用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有着丰富文字书写材料的国度,在这样一个汉字文化至少延续三千余年的民族共同体中开展历史或原史考古学研究,主观地拒绝以文献为参考,笼统比之于在美国开展的印第安人考古,似乎是无必要的。此外,以往对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包括出土文献,是否可用以“证经补史”似亦不宜完全否定。学者或认为“证经补史”是经学思维,是旧史学观念,然而,将“证经”即证成经说作为目标,虽已非现代史学之需要,但“补史”却无不可。从今日来看,“补史”似不必简单理解为补充典籍,作典籍的注脚,而更多是指补充新的史料,改变文献记载之不足的状况。

中国的早期王朝国家形成于何时?西汉时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着《史记》中,记有夏、商、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最后的周王朝因有详细的记载并出土有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自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更有确切的纪年,已经可以确证。但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已离夏、商时代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在写唐宋史。谁能证明太史公描绘的夏、商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历代夏王、商王的传承谱系是可靠的呢?甚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夏、商王朝存在,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怀疑的。

顾颉刚很厉害,他写下了长篇巨著《古史辩》,提出了[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与钱玄同、胡适等人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疑古学派],顾颉刚认为这样的层累古史观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当然,考古学资料不仅可用于“补史”,而且有着验证或否定文献记载讹误的功能。依靠考古学作夏文化探索,属于原史考古学范畴,在实施中,必然会验证或否定战国以后文献中夏史记载的可靠性。上文已言及,顾颉刚先生曾依靠这些文献中所记春秋、战国人所讲到的夏人活动地点来推断夏都所在、夏人活动空间及有关方国的地理区域,其结论是:“夏民族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流域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 他所勾画的这一区域中所着重指出的“夏民族的政治中心在河南”“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与考古学上已揭示的二里头文化之分布区域还是大致相合的。顾先生认为夏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除判定其都城有在今山东者 (如认为相居斟灌即在“今山东观城县”) 外,也当与《古本竹书纪年》记夏人与东夷关系密切有关。这一点,还有待考古学新资料的发现进一步验证。

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之《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溯至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其中很重要的第一层便是:

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动身对“夏墟”作考古调查前,即首先依靠战国以后成文的传世文献记载对“夏民族或部落所活动的区域”作了分析。对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归纳与去粗取精后,徐先生进一步指出:“对我们最有用的仅只不到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绝大部分是在《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里面,就是在这些很少的条文里面还有些条不大能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颖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一带。” 由于时间关系,晋南的考察未能成行,但正是通过此次在豫西洛阳平原的考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关于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时代已说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作为夏人、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证据。连夏、商王朝的追忆都变得十分模糊,更不必说它们以前的尧、舜时代了。况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记载比孔子的时代还晚,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古文献中得知它的确切状况也是相当困难的。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就越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大禹,到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尧舜,战国的时候才出现皇帝神农,秦代时候出现了三皇,而汉代之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传说。于是顾颉刚形成了这样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先生从文献上找到了夏人活动区域,认定政治中心在河南,而徐旭生先生更是将从文献上归纳出来与顾先生所论有部分重合、且更为妥帖的信息,作为确定考古调查的地理范围,并于1959年实现了在洛阳平原寻找夏都的设想,正式揭开考古学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事实说明,对于原史考古学来说,相关具有古史传说性质的资料在经过审慎、辩证的分析后,还是可以作为考古学实践的重要参证资料的。中国考古学的夏文化探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较好地实现了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对接。

<最早的中国20>王系的疑窦

有点儿像某历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思。

三、二里头遗址究竟展现了怎样的文化内涵

据《竹书纪年》、《左传》、《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共十七王。其中,除了外敌入侵导致太康迁都之际,以及第十一、十二代王时两度兄弟相继外,王位继承上都是采取非常安定的父子相继的传位法。然而,这与以兄弟相继为主的商的王系相比,确实给人以不太自然的感觉。因为从王位继承法的演化进程看,兄弟相继较父子相继是较为原始的、容易产生动乱的方式。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商人有兄弟相继的习俗,相反夏人则有父子相继的相对进步的习俗。因族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社会习俗,是很正常的。然而,如果以父子相继为准则,那么未成年的王和昏庸的王即位,王权的不稳定就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必须确立稳定的国家制度。夏王朝是否已确立了这样的体制,就是个问题。

钱穆的评价:

要更好地做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对接,除了上述对文献的可信性与可信程度要作审慎的考察、分析、提炼之外,与之相联系的考古学课题,也必须要对考古发掘资料作客观、扎实的深入分析与科学的认识。

依王国维的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的系谱,与由殷墟甲骨文中复原出的王系大体一致。包括商先公(前王朝时代的统治者)在内的王系能被确切地传承下来,与商王朝及其后代举行定期的祖先祭祀的传统有关。不过,兄弟相继的情况,见于开国之君汤至第二十六代王庚丁;总计十四代先公以及庚丁至第三十代帝辛的五代商王则是父子相继。商代末期这五代父子相继的商王统治时期,显示出稳定的王权的确立。问题是商先公即前王朝时代的父子相继。

《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 交相传述, 三君者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 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 , 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 , 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

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直接关乎对中国考古学的夏文化探索 (或说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在一定程度的结合上所进行的夏文化探索) 如何评价。所谓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二里头文化的族属 ; 二是二里头文化所反映的文明发达程度。对于第二点,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学者已明确指出,该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 对于这点,即使对二里头遗址族属性质有不同说法的学者都是认可的,只是对这一遗址的文化内涵演变的具体过程、原因的解读有较多异议。

夏—启—○—相 —○—○—槐—芒—○—不降—……履癸

当时这样的观点提出对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四期内陆续形成的遗存及其演变情况已大致明确。下面作一下扼要归纳, 看看能说明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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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日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1) 一期遗存发现很少,在宫殿区东南部有此期灰坑与墓葬,西南部有此期灰坑。

喾—契—○—相土—○—○—冥—亥———王恒—……示癸

在《<尚书>周人称夏考》一文中,李渊教授论述了周人把自己称为“夏”的说法:

2) 二期时,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已有井字形道路网络,构成都城的“骨架”。沿道路两侧始兴建大型建筑,宫殿区开始出现,宫殿区东北部三、五号基址建成。在宫殿区南侧出现铸铜作坊与绿松石作坊,已开始生产。

夏王世系与商先公世系的比较

周 人 称“夏 ”,最早见于《尚 书·周书》。《康诰》曰:“(周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 ,以修我西土。”《君奭》盛赞周文王治国有方,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亦谓周代殷乃受天之命:“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 奄甸万姓”。

3) 二里头文化三期时,井字形大路网内开始围绕宫殿区修建了四面夯土城墙,宫殿区南部出现都城内最大的单体宫室建筑一号基址,西南角出现跨墙而建的七、八号基址,西南部约在此期 出现九号基址,东北部在此期偏早时出现四号基址,偏晚时出现二号基址。宫城内出现与外围井字形道路互通的道路。作坊区在此期间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水平达到新高度。

如果把兄弟、从兄弟等同代人作为一代加以统计,那么夏王朝从禹到桀共十四代王。与其同时代的商先公帝喾到示癸也恰好是十四代,其中七人的名号也与夏王的名号相类。这一点早已由着名学者陈梦家先生指出。

...

4) 二里头文化四期直到四期晚段之初,井字形道路网络与宫城城墙仍在使用,但在四期晚段偏晚时,已有若干灰坑打破宫城城墙边缘,表明城墙已遭到破坏,很可能已被废弃。同样在四期晚段之初,一号基址仍在使用,但在四期晚段偏晚时,已有一些灰坑、陶窑打破基址边缘区的夯土,甚至有少数的灰坑打破基址中心区域,在这些灰坑中多出土有考古界确定为所谓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及具东方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标志着此基址在四期晚段偏晚时亦大致被废弃。与一号基址类似,可知二、四、七、八、九号基址均已在四期晚段偏晚时被废弃。同样,在四期晚段偏晚时,作坊区的垣墙亦已被废弃。

十四代中有半数的人名如此相似,这恐怕难以看作偶然的一致。何况夏王朝与商的先公时代在时间上是重合的,而且都是父子相继。鉴于此,陈梦家推断夏与商本属同族,而后才有了将夏和商在系谱上一分为二的作伪行为。

可以认为,周人灭殷后,以史为鉴,意识到政权之更替乃天命所为,周与夏和殷 是存在联系的,而且他们也力图从历史中寻求此类联系。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先祖曾追随远古有德之王夏禹,夏禹 乃尊奉天命的圣王之楷模。因此,周人代殷后自称为“夏”以示承夏禹之伟业,从而说明自己受天命的合理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5) 四期晚段偏晚,二里头作为都城,总体上被废弃后,又修建了六号、十号基址,手工业作坊仍在继续使用,直到晚期末叶这些遗存方被废弃。

<最早的中国21>“古史辨”扫荡传统古史

所以对于题主的问题我给出一个答案就是:

就墓葬而言,二里头遗址中已发掘者皆为中小型墓,分散在遗址各处,位于宫殿区宫室建筑院内居址旁边的房基与路面下。墓葬并未与生活区分开,且尚未见有规划的大型墓地,但小片墓区中墓葬的分布还是相对集中的,且多数有一定排列次序。 各期墓葬的随葬器物情况如下:

20世纪初年,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死水。

1.夏这个文明一定存在,但不能够断定是否到达了王朝的地步。

1) 一期墓葬,多属一期偏晚,数量不多,目前发现的均为陶器墓。陶器以泥质黑灰陶与深灰陶为主,陶色较深,细绳纹,仅有少量白陶器。

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了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他尖锐地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到尧、舜,战国时开始谈论黄帝、神农,到汉代才加上盘古。所以,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此后,他发表文章,系统地对先秦古史的主要说法予以逐条批驳,认为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些传统古史的说法,都是出于儒生们的伪造。这导致史学界围绕古代史料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2.在疑古的角度上来看,即使兼有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也不能断定是否存在“夏王朝”,因为考古资料没有文字,文字资料不是同期(存在后来的朝代进行历史的层累,对自身合法性的一种建构的可能在)

2) 二期墓葬,仍主要是陶器墓,亦以灰陶为主,陶色渐变浅,绳纹变粗,白陶占较大比例。偏晚期墓中出现铜铃与铜饰牌。从此期晚段开始,墓葬规模与随葬器物数量的差异开始扩大。在三号基址院内清理过5座东西成排的属二期的中型墓,其中M3出土有铜铃 、玉饰、白陶器与漆器,并出土有镶嵌绿松石龙形器。

从1926年起,顾颉刚等学者把当时持各种观点的论文陆续结集出版,这就是着名的《古史辨》。到1941年,共出版了七大册。“古史辨”,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乃至知识界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参考资料:

3) 三期墓葬,灰陶陶色更浅,白陶至三期晚段不见。少数早、晚段墓中出现铜爵,晚段墓1975ⅥKM3出土有铜爵与斧 、戈、镶嵌绿松石的圆形器等,铜爵常与陶盉组合。

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自己总结的那样,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可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

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 四期墓葬,陶器仍以灰陶为主,陶色愈浅,晚段有较多红褐陶。铜器墓相对较多,早、晚段均出现爵、斝组合。1987年ⅤM1出有铜鼎、斝、觚 1986年ⅡM1出土了铜盉。

与此同时,由盲目信古到全盘否定式的疑古,也颇受矫枉过正、“疑古过头”之讥。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也许对于沉疴太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下此烈药不足以使其猛醒。也许正是借助于这场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扫荡,后来的学者才有足够的空间对古史作比较从容、比较客观的剖析,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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